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民族话语和叙述不可避免地涉及对一种共同历史、语言、宗教、种族和生活方式的特殊要求。23这些叙述往往在其历史描述中具有高度选择性，它们否认或者低估了每一个“国家”或“民族”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异质性。对于这些选择性的历史，以及萨尔曼·拉什迪所说的“纯粹的绝对主义”,对于特定的共同实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说，这通常都是有害的。特别是，在社会、经济或政治的紧张时期，对这种纯洁性和同质性(往往是为了个别政治家或政党的地方政治利益而动员起来的)的修辞学坚决要求，事实上可能会导致净化或同质化“国家”的暴力企图。在这样的情势下，各个民族的历史亲近性就没有任何友好的保证。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弗洛伊德分析了他称之为“细微差异的自恋”这种现象，并指出，“这恰恰是与相邻领土的共同体，并且也以其他方式相互联系，它们经常发生争执，互相嘲笑——例如就像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一样”(72页)。这些冲突一直是“国家”得以建立和维持的主要手段之一。弗洛伊德指出：“只要还有其他民族留下来接受它们侵略性的表现，就总是有可能在爱意中把相当多的人捆绑在一起。”(72页)也可以注意到，民族主义，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基础或明确的界定(包括以民族、宗教和种族的术语),经常，再而三地明确地宣布或者假设，相应的共同体的价值是或者应该高于所有其他的共同体，甚至高于生命本身，也就是说，为了他的“国家”或“民族”,一个人应该愿意为之去死，去杀戮，即便没有迫切的必要(例如，保卫自己的国家抵御侵略者)这样做。仅在20世纪，由于对共同体的这种理解，造成数亿人死亡，这种情况为我们提供了太多的例子——从纳粹对犹太人(包括已是德国公民的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族人对穆斯林的种族灭绝，到卢旺达胡图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图西族的种族灭绝，到阿拉伯国家对非洲黑人苏丹的种族灭绝，再到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在伊拉克的内部战争。还应当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民族主义，有时与宗教有关，可以发挥一种积极作用，例如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或在苏联集团国家对苏联政权的压迫力量的抵抗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政权不仅以国际主义的名义行事，而且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就是国际主义者，尽管它在其他方面也是民族主义者，而且常常(在任何意义上)受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隐含统治。当然，应该承认和铭记这些复杂性，因为，否则人们就很容易陷入幼稚、无批判的，因而是成问题的、民族主义或社群主义思想的逆境，而不是发展出一个严格和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那样，这些复杂性确实为后现代世界主义的思维和实践提出了某些有时是困难的问题。然而，它们并没有帮助社群主义的观点，至少在这里是这样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