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就是忽视或轻视社会状况特别是经济制度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在《民主加入失业者》(1932)一文中，杜威便对这一类型的专家进行了批评。他说：“有专家把青少年犯罪与学校教育的扩张联系起来，因此攻击我们的学校制度。但是这些人在寻找原因时看得还不够远。他们忘记了我们的个人物质成功的经济制度是那么强大和那么坚决的一种教育力量以至于学校不能抵消它的影响。”②
杜威对教师和专家在民主和教育关系愿景中的角色给予了高度期待。这种期待延续了其早期的观点，但又有不同。比较明显的是，在早期，他更为强调专家和教师的个体性，而在此时他更为强调教师、专家与社会其他阶层如工人组织的联合。
1952年6月1日，杜威以92岁高龄辞世。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篇教育论文是《〈教育资源的使用〉引言》,在这本书里，杜威总结了他和进步教育运动之间的关系，对进步教育运动走向错误的道路感到失望。同时，他告诫我们任何一场教育改革，都必须与社会改革相联系，学校不能脱离社会改造的过程单独进行变革。这听起来似乎简单的道理，在杜威那里恐怕有着极为深刻的含义，这或许是其一生在教育、政治和文化领域斗争的经验之谈。
